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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︱陈锡喜:我在沪培养的思政教师最多

日期:2020-12-23 浏览:22139作者:巩汉语、郑浩

载:澎湃新闻? 2020-12-22

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陈锡喜说,我这一辈子就从事一个事业,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。

视频见:

【编者按】
2020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“突出贡献奖”揭晓,9位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在高校公共政治课教育教学一线工作,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、尚健在的本市老专家获此殊荣。澎湃新闻拟发布“突出贡献奖”获奖学者系列稿件,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,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陈锡喜篇。
陈锡喜,共和国的同龄人,年逾古稀仍奋战在教研一线,一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为业、为生、为荣。
初见陈锡喜时是在他的书房。陈锡喜的书房不大,摆满了书柜,入目皆是著作文集。缓缓推开其中一个三开门的书柜,六层隔层,高约两米,百余本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陈列其间,记录着他从教46年以来的大多数荣誉。
众多荣誉当中,陈锡喜最看重的有二,一是上海交大所授的教书育人奖,另一个则是此次的突出贡献奖,这是对他一生教书育人的肯定。
他是学者,更是师者。“作为老师,一定要把培养学生、育德树人放在第一位。”陈锡喜说。

与共和国同龄,经历磨难,见证繁荣
“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”。这句话是陈锡喜对自己一生的概述。
70余载岁月同行,陈锡喜说,共和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,他感受得到,共和国经受过的磨难,他也都经历过。
1964年,15岁的陈锡喜还在读高中。中央组织召开三届人大,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,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,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,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。“实现四个现代化”的口号对当时的陈锡喜来说激励是空前的,现代化的愿景由此在他心中埋下种子。
1968年,陈锡喜上山下乡到了上海崇明农村。上山下乡3年,艰苦奋斗的环境磨练了意志,让陈锡喜觉得可能往后一生碰到的困难都不在话下。但他也看到了当时的中国与现代化的差距,特别是农村。
“我刚下乡时,崇明还没有通电,这时自己也暗自下了决心,思考怎么改变这种面貌。”陈锡喜说。
1971年,陈锡喜回到上海一所中学做政治教师,恢复高考以后,又考进复旦大学哲学系,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。1982年,他来到高校做时政课教师。往后几十年,他切身感受到了新中国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。

2015年前后,陈锡喜再次回到崇明,亲身体会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“当时崇明都是泥路、沙石路,没有柏油路的,现在路都做得很宽,人民的生活也已经基本上实现现代化。”陈锡喜感慨,以前崇明在上海郊区中是最落后的,现在它成为了上海的后花园,成为了“美丽中国”的一部分。


“无高徒则无以成名师”
“无高徒则无以成名师”,这是陈锡喜时常提到的一句话,如今也在学生之间广为流传,“快要成为顺口溜了”。
如何理解?古人言“名师出高徒”,即“高徒出自名师”。而在陈锡喜实际教研生涯的体会中,却恰恰相反。陈锡喜说,没有培养出能够超越你的学生就不算名师。
“名师来自于何处?来自于高徒,高徒越多,就证明你是名师。没有高徒,只能证明你是名家,不能证明你是名师。为什么?在于后面的‘师’字。”陈锡喜看中“师”字背后的分量,其中蕴含着责任、道义与使命。
陈锡喜觉得,能获得“突出贡献奖”,并非因为其在学术上远超众人,“可能我同其他一些学术大咖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,但是我在上海滩培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最多,现在在马院工作的教师中,我的学生占比最高。”
截至目前,在陈锡喜门下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有近30人,他们中有的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、中央马工程专家、教育部教指委委员;他们在上海许多马院担任领导职务,10多人被聘为教授,多人被评为博士生导师,成为上海地区马理学科的一张张“名片”。
近年来,陈锡喜在上海交通大学培养的已毕业全日制博士生,在读期间人均发表C刊论文6篇,在《马克思主义研究》这一学科顶级杂志发表论文2篇,全部到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等一流高校任职,有的直接被聘为副教授,绝大部分获省部级以上课题。
“所以我想他们成为高徒了,那我自然就成为了名师。”陈锡喜说。

陈锡喜的奖章很多,但他最看重两个奖,一个是上海交大授予他的“教书育人奖”,另一个个就是此次的“突出贡献奖”。陈锡喜说:“我觉得作为老师,一定要把培养学生、育德树人放在第一位。”

【访谈部分】
澎湃新闻:在您的生命历程当中,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影响您的生活和思想?
陈锡喜:我结合自己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体会,提出“在马学马、在马研马、在马信马、在马言马、在马用马”。
第一个在马学马,要读经典著作,要将马克思主义关照中国的现实,还是要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;第二个在马研马,光学还不够,还要带着问题进行研究;第三个在马信马,通过研究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念,其中重点是沉进经典著作,思考他当年是怎么论证问题的,而不是抓住几句判断当作教条,这样才能够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。信了马克思主义,接下来便是在马言马,我们有责任把它说出去,进行宣传教育;最后一个在马用马,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提供决策咨询的意见,对中国的社会的一些发展提供我们的意见。
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,一定要放到整个人类文明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来认识,这样才能够看到它今天的价值所在,而不是把它凝固化。
我这一辈子都在从事思政课教学,有46年了。在这个过程我总结为三个“以”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,要“以此为业”,把它作为事业;要“以此为荣”,取得成就,有获得感;最后把它转化为自己终身的学术生命,叫“以此为生”。
澎湃新闻:您写的关于脱贫攻坚等相关文章,都是跟当下最迫切的、最聚焦的实践、时政相连接的。能不能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,说一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体现在哪些方面?
陈锡喜:上海的地理位置也好,历史传统也好,都决定了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应该作为一个全国的龙头。
作为改革开放的龙头,它体现在很多方面。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,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,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。政府规范市场,做该做的事,不越权,本该让市场解决的就让市场解决,这个上海做得很好。还有上海在长三角区域中也是龙头地位。怎么发挥龙头地位?涉及到和周边省市的协调问题。
此外,在供给策结构性的改革方面,上海也起到龙头作用,其中最大体现是上海的科技创新。上海人才聚集众多,如马克思所说,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。上海如何把创新队伍组织好,对于十四五规划也好,2035年的远景目标也好,都至关重要。
澎湃新闻:在您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,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?
陈锡喜:对于我学生的文章,我会提出几个原则性的意见,不会一字一句帮他们去改的。作为研究生,特别是博士生,应该有本事给老师改文章。
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,我会给他们三个意识。第一个是学科意识,既然来了,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事业,而不能只作为学业,拿到一个毕业证书。要钻研下去,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,这是一辈子就搞这个东西。第二个就是经典意识,我前面讲过的,读经典可以读出好多味道出来,里面空间很大。第三个要有问题意识,有争议的精神,有批判的精神,而不是把经典作为教条,这样可以开拓视野的空间。
澎湃新闻:您刚才说咱们中国的抗疫科学性、道义性方面做得都不错,能具体说说是哪里不错吗?
陈锡喜:道义性方面,应收尽收,应治尽治,体现出生命至上,人民至上。从这次抗疫比较来看,西方国家没能做到比中国好。
科学性方面,中央做出的每一个重大的决策,都会听取专家的意见,包括疫情初钟南山讲了“不排除人传染人”之后,中央做出的一系列决策,都是真正听取专家的意见,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的。还包括我们的纠错机制与问责机制等。通过这些重大事件,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制度蕴含的价值观是具有科学性与道义性的,这个值得我们拿到世界上去讲。
澎湃新闻:结合当下,谈谈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未来的看法。
陈锡喜: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,还是要结合时代的条件。对当代中国来说,我们进入到新时代,面临很多新的问题,需要我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解决,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,不断提炼出理论的东西。
同时,要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。这需要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,与资本主义发展相比较,深刻研究马克思主义问题所在、前途出路所在,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所在等。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这个大变局究竟怎么表现的,意味着什么,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,分析的结果将指导我们的实践,并回过头来再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。